(56)这就给法院造成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对行政复议不服而起诉的，法院应当受理。
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制定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的目标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立即宣告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并稳定全国的局势，进而解决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巩固人民政权，使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得到发展。
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不断完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明确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地位。
他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彭真在会上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对宪法修改的基本内容作了说明，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审议。一、违法行为信用惩戒的法理 以法治立场观之，违法行为是否属于失信行为以及对违法行为能否施以信用惩戒之所以成为焦点问题，是因为其关系到国家机关以公权力实施信用惩戒的合法性。
尽管这些措施主观上是为了规避交易风险，但客观上也具有不容否定的惩戒效果。这种同质性正是因为它们的目的都在于规避资源配置风险。对于某些违法犯罪主体，如果行政机关基于其违法信息得出的信用判断结论是预防其再次违法违约的成本太大以致行政机关无法做到千日防贼的，或是其再次违法违约可能性高且危害较大以致社会难以承受该风险的，那么行政机关就可以实施这类信用惩戒措施。算法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全面、丰富的数据之上，因为大数据就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42]信息越全面、越充分，这种评估就越趋向于准确，所以行政机关必须尽可能全面收集信息作出信用评估。
[22]Nizan Geslevich Packin Yafit Lev-Aretz, On Social Credit and the Right to Be Unnetworked,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2 (2016):340. [23]谢平、许国平、李德：《运用信用评级原理加强金融监管》，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4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基于信用惩戒乃资源配置风险之规避措施的本质，规避资源配置风险所需即为违法行为信用惩戒的限度。该法于1973年制定并不是意味着直到1973年美国国会才立法肯定了这种自由。这种观点可以从域外征信制度中找到支点。《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九条即体现了这一逻辑。
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不能像前述反对信用惩戒的学者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强化执法而对违法主体实施信用惩戒。摘要: 信用惩戒在疫情防控中的广泛适用需要解决违法行为可否以及如何实施信用惩戒的问题。据此逻辑，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违法行为信息实施信用惩戒，但这种惩戒本质上是规避资源配置风险之举措，而非违法行为的惩戒手段。[7]沈毅龙：《论失信的行政联合惩戒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
尽管行政机关实施信用惩戒不是为了惩罚违法主体，但也不能像市场主体那样随心所欲。[24]对于要向个体发放信贷的信贷机关来说，信用评价从来都不是仅仅基于违约信息而展开，其基础是一切可以用来判断交易风险的信息：个人身份、信贷和公用事业付费记录、包括违约与违法信息在内的公共记录、就业信息与消费信息。
基于此，违法行为信息被认为具有信用风险维度、具有失信信息的性质，并进入征信系统指导资源配置。进入专题： 信用惩戒 。
这正是信用机制的客观惩戒效果：失信评价引导市场主体不与失信主体交易，导致失信主体没有交易的机会，不能获得资源配置。这些措施在不同信用立法中名目不一，但其本质都是剥夺、限制特定违法、违约主体进入特定市场的交易资格。尽管违法行为与违约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预判资源配置风险层面，违法行为信息与违约行为信息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对再次违法可能性高一些或是再犯危害大的相对人，行政机关可以实施诸如不予许可申请、禁止市场准入、禁止从业与不予缔结行政合同等信用惩戒措施。[27] 就此而言，如果违法信息能够为特定主体用来评判资源配置的风险，那么违法信息就与违约信息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即作为判断是否可对交易相对方施以信任、是否需要规避资源配置风险的依据。对相对人是否会再次违法的评估，不仅要考虑其此前违法的各种情节，还要考虑其他与相对人品性、能力有关的其他信息，毕竟相对人是否会再次违法难以仅凭一次违法就能准确判断。
也正是因为违法行为信息关涉他人的交易安全，所以其才被视为公共信息，既不被隐私权所保障，也不受新近兴起的被遗忘权所庇护，[30]可以为征信机构合法获取并开放给有信用需求的主体。因此，失信评价意味着，被认为失信的社会主体无法稳定其他人对其将来行为的期待，无法获得交易资源的机会。
若是经评估相对人并无再犯风险或是风险极低，那么行政机关就不能实施信用惩戒。[40]比如，各地方、各部委信用立法中反复出现的诸如限制任职资格、限制开展业务、限制进入市场等限制从业类信用惩戒是从诸如《破产法》、《公司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数十部法律中寻得上位法依据的，限制从业类信用惩戒不过是其他法律早就规定过的监管措施。
[41]将信用惩戒视为行政处罚进而以行政处罚框架来改造之似乎已成为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但限于篇幅与主旨，请恕本文在此不能全面批判这一观点并论证将公、私两域信用惩戒界定为风险规避措施的诸多合理、优越之处。这一任务，将留待专文另行完成。
[39]例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44]相关探讨参见王瑞雪：《论行政评级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这可从行政机关作为资源配置机关的类型出发加以类型化的理解。一般市场主体是因为失信判断而不与失信主体交易、减少交易以降低、规避交易风险，而行政机关为了激发市场活力、尽量保障市场主体的交易自由，不能以一刀切地禁止一切有违法前科的市场主体继续进入市场的方式来规避执法风险，只能是通过提高检查频次、不适用简易程序或实施严格审查等措施，加大、强化检查，避免被检查主体再次违法犯罪。
（二）关联性原则：信用惩戒必须以科学的算法为基础 既然信用惩戒是为了规避执法风险、高效配置执法资源，那么行政机关就必须根据业已收集的违法行为信息以及其他可用来评判再次违法可能性的信息，结合行政机关、社会对违法风险的可承受能力的大小，来实施相应的信用惩戒，否则就违背了资源配置所要求的高效性以及信用惩戒作为交易风险规避措施的本质。沈毅龙指出，违约乃失信是一般人的认识，将违法归为失信则挑战了这一常识，难以为人们认同、接受。
正如吴晶妹教授所言：信用就是获得信任的资本。这种一致性，正是因为信用惩戒措施是基于信用评估技术与风险规避逻辑而作出的，也是基于这一逻辑而产生效果的。
进言之，失信信息不可能仅限定于违约行为信息，失信行为不可能仅限定于违约行为。而法律是社会契约，故违法行为亦是违约行为，因此对违法行为也可施加信用惩戒。
因此，不是因为失信达到了违法的程度才和违法有交集，而是违法本身就会减损资源配置者的信任因而具有信用评价价值，资源配置主体能从中得出今后如何配置资源才能规避交易风险的推论。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所分配的资源有两种，这两种资源分配的逻辑与目的不一样，所要规避的风险不一样，因此同一违法信息对不一样的资源分配领域来说，其评判的目的、评判的算法泾渭分明，不能混同。[21]为了进一步推进这种基于信用评级的监管，行政机关越发积极主动地推动包括违法行为信息在内的相关信息的收集与数据库的建构、共享，行政监管进入了数据库监管的新阶段。[37]因为任何资源配置主体都不想陷入资源配置风险，所以只要他们能顺利、充分获得违法行为信息并基于该信息而认为与违法行为主体的交易存在风险，就必然要基于同样的逻辑对待违法行为主体，违法行为主体由此必然陷入因一个违法行为而被资源配置主体普遍排斥的窘境。
[23]而在信贷领域，信用评分……，对银行和其他担保抵押贷款的机构来说，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信用惩戒的精准性也是依法行政与保障人权原则的要求。
其内在逻辑在于，失信的本质不在于违约，而在于失去资源配置主体的信任，而违法行为正是因有助于资源配置主体预判进而规避资源配置风险而具有信用信息维度。将禁止高消费视为信用惩戒是当下的一种普遍做法。
（三）信用惩戒本质上是风险规避措施 既然失信的标准并非违约，而是令人失去信任，使人无法相信与失信主体交易、向其配置资源之安全性。[26]吴晶妹：《三维信用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